今天，当900多万考生通过考场走向人生命运的关口，整个国家也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考试模式。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场考试能像高考一样，占据如此中心的地位。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数亿人的命运故事获得了更丰富展开的可能性，国家也因为这场波及几乎全民的人才选拔而得到持久而蓬勃的发展原动力。

　　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对于每一个普通考生而言，今天或许只是一次和命运约会的开始，对于高考制度乃至它所牵动的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一个值得自我检视的重要节点。

　　对于高考，我们怀有复杂难言的感情。我们警惕它畸大的身形——不必谈超级中学和陪考父母，在考试进行的那些天，它甚至能让工地上轰隆隆的噪声变得温柔，马路上疾驰的车辆放慢脚步，就连广场上似乎永不停歇播放舞曲的喇叭，也特意按下了暂停键。整个社会都在蜷缩起身体，为高考腾挪出尽可能多的空间。

　　我们也质疑过它的“指挥棒”作用——不仅高中，初中乃至小学的教育都在向它看齐。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它把年轻人多彩的生活压缩成只有黑白两色的试卷。尤其是当社会越来越丰富多彩，需要的人才也越来越多种多样，那些在标准答案中被规训成为ABCD的能力，是否还具有还原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如今的中国社会，高考是唯一公平有效的选拔手段。无论出生于高楼大厦里的孩子，还是成长在田间地头的少年，抵达高考考场都需要花费同等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或许有不同的背景、迥异的经历，但在考试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他们在沿着一条路径清晰、目标明确的阶梯向上攀爬。

　　他们的付出和回报之间，画着一个平直的等号。对于处在人生第一个命运关口的年轻人，这个等号不仅相当于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还意味着一堂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课堂。

　　是的，公平和正义。40年之后，整个社会把越来越多的赞誉和功能加诸高考制度上，但是公平和正义，是这场考试之于中国，最初展现出来的意义。

　　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前，“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垄断了人们的上升通道，而正如社会学家李强所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高考的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走后门’。”

　　一位早年在四川下乡的知青，虽然获得公社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但是在录取时被领导子女顶替，被迫进入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然后又被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挤到了师范学校。开学时，当事人只是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结果，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这些，都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真实故事。

　　如今，我们不能保证金钱和权力没有腐蚀高考制度的冲动，但是越来越完善的制度设计，正在努力堵上漏洞，保证这个上升通道的纯洁和畅通。

　　保持这个通道的纯洁和畅通，对于当今社会而言，早已超越了试卷和分数的范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就其一点而言，激荡的社会变迁冲出了“读书无用论”的渣滓，而良好的教育体系是击打这种论调的重锤。坚持公平地选拔人才，是良好教育的第一步。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570万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入考场，最终只有27万人通过这场考试。如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快速逼近50%的普及化指标——更多的能量通过高考得到释放。高等教育正在揭下“精英”标签，展现出“大众”的身段。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终究是社会之福。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发展40年后，高考制度已臻完美。当年，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的时候，面对的是科教领域的一片荒芜。如今，在已经日渐花繁叶茂的社会，新的人才需求对高考提出新的挑战。 

　　如果说40年前的起步，对于中国青年公平选择人生的权利来说是一次从零到一的飞跃，那么今天的改革，对于中国的人才选拔就是一次从一到无穷的不懈努力。所幸的是，高考恢复40年来，大大小小的改革试验一直在进行中。考试科目的调整，自主招生的出现，盲文印在试卷上……这些改革或成或败，都将铭记在高考40年乃至更长久的生命历程中。

　　负担了900多万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对未来的期待，高考的改革注定不容易。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高考制度走过的路，从来都和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分不开。1977年，关于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草案，在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上讨论了44天。在出身论与推荐制上，新老意见相持不下。可是面对这份过于冗长的草案，邓小平大笔一挥，划掉了全部“成分论”条款，只留下两条：一看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

　　这或许是我们今天，在40年的节点上，检视高考制度的必要所在——从一开始，“改革”的基因就存在于高考之中，如今，在整个社会迎接大考的时候，更不应该忘记这条“解题思路”。